第445章 造纸坊里的病房

十月初，阿勒河结了薄冰。清晨，码头上的老乔治用铁锤砸开岸边的水花，发现冰层已经有半指厚，像一层半透明的琉璃，盖在河面上。他直起腰，朝手心哈了一口白气，对旁边的伙计说：“今年冷得早，怕是寒冬。”

下游方向漂来的第一条难民船是三天后到的。

船是条破底的渔划子，船板上漏着缝，用麻絮和烂泥堵着。船上挤着八个人，两大六小，全都裹着辨不出颜色的破毯子，嘴唇冻得发紫。船头躺着个老头，咳嗽的声音像破风箱，每一口都牵扯着胸腔深处的呼噜声，像是有口痰永远咳不出来。

值守码头的民兵把人拦在栈桥外面，不让他们上岸。消息传到主仓，杨保禄披着斗篷亲自来看。他站在上风处，离船约莫十步，问了几句，得知这家人是从沃尔姆斯附近逃出来的——洛泰尔的前锋和日耳曼人路易的部队在那一带对峙，庄稼被马蹄踏了，村子被征粮的兵洗了三遍，实在活不下去，才冒着结冰的河面往上逃。

“让他们上岸。”杨保禄说，“老乔治，安排到南城外那间废弃的磨坊里，先给口热汤，别冻死了。去叫安远来，看看有没有病。”

杨安远赶到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他提着药箱，举一盏蒙了油纸的马灯，走进磨坊。八个人挤在一堆发霉的稻草上，见有人进来，都瑟缩着往后退。杨安远先看了那个咳嗽的老头。老头满脸通红，额头烫得吓人，杨安远用手背一试，就知道是高热。再翻开眼皮，眼白发黄；掰开嘴看舌头，舌苔厚腻，呈深褐色。

“还有谁不舒服？”杨安远问。

一个女人怯怯地举起手，指了指两个孩子。那两个男孩，一个约莫十岁，一个七八岁，都蔫蔫地靠在草堆上，鼻子底下挂着清涕，脸蛋烧得通红，不时打几个寒颤。

杨安远心头一紧。这不是普通的着凉。症状太重，传染太快。他退后几步，把药箱放在门口，没再往里走。

“爹，”他回到主仓，对杨保禄说，“可能是时疫。高热、寒战、咳喘，传染性极强。我在爷爷留下的医书上见过类似的记载，书中称之为‘时行伤寒’，一人染之，全家皆病。”

“能治吗？”

“能。但要快，要狠。”杨安远的脸色在烛光下显得格外严肃，“第一，把病患和健康人立刻分开。那八个难民，有症状的单独关，没症状的另找地方观察七天。第二，所有接触过难民的人，不准进城，不准回家，先在码头仓库里待着。第三，全城饮水必须煮沸，不许再喝生水。第四，用草木灰泡水，所有人洗手，尤其是吃饭前。第五，也是最紧要的——”

他顿了顿，从药箱里取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细麻布，约有五六层厚，两边各系一根布带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杨定军问。他也在场。

“遮面布。”杨安远把布展开，“爷爷的书里说，时疫多由口鼻而入。病患咳出的唾沫飞散在空气中，健康人吸进去就会染病。用多层细麻布遮住口鼻，能挡住大半。我称它为‘口罩’——罩住口鼻的意思。”

杨保禄接过那块布，在手指间捻了捻。布料细密，叠了六层，透气但厚实。“能做多少？”

“全城做来不及。但先给照顾病患的人、还有各坊的管事配上。妇人动针线，一天能做二三十个。”

“做。”杨保禄站起身，“定山，你带人把南城门外那间造纸坊腾空。纸坊冬天停产，正好改病房。格哈德，码头仓库里关着的人，你亲自看守，吃喝送进去，但一个人不准溜出来。老乔治，全城传话，从明天起，所有井水河水，必须烧开才能喝。违者逐出城，不许在城里住。定军，工坊区加派人手巡查，凡是咳嗽发热的人，一律报上来，不准隐瞒。”

命令一夜传遍了全城。

第二天，造纸坊腾出来了。杨安远亲自布置：病床铺稻草，稻草下垫石灰吸潮；每个病人之间隔三尺，用麻布帘子隔开；门口放两口大锅，一口煮水，一口煮布——所有的绷带、面巾、甚至病人的衣裳，每天都要用沸水煮过。他还让人在纸坊四角各烧一小盆醋和艾草，说是能净化空气。

那八个难民中，老头和两个孩子被送进了纸坊病房。另外五个暂时没症状，被关在南城外的柴棚里，由人送饭，隔窗观察。

但疫病还是传开了。

时疫的潜伏期大约是两天。第三天，码头仓库里一个看守民兵开始咳嗽。第四天，给难民送饭的妇人发起高热。第五天，铁坊的一个学徒——汉斯的侄子，十九岁的弗朗茨——在锻锤旁突然晕倒，被人抬下去时，浑身烫得像炉膛里的炭。

到第七天，盛京城里倒下的人已经有二十三个。

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纺车机房的一个妇人听见邻居咳嗽，连夜带着孩子要出城逃往瓦尔德堡，被杨定山的巡夜队拦在城门口。杨保禄亲自出面，没打骂，只是让人把那妇人和孩子送进观察棚，七天不准出来，每天送饭送水。

“这不是惩罚，”杨保禄站在城头上对下面的人说，“这是保大家的命。谁要是觉得自己没病，跑出去，把病带到瓦尔德堡，那边的人也得死。咱们盛京的人，不能干这种缺德事。”

杨安远住进了造纸坊。他带着两个自愿留下帮忙的人：一个是本笃修士的徒弟马可，年轻力壮，不怕脏累；另一个是玛格丽特——他的妻子，学过一些草药知识，懂得熬汤药。

三人穿着裹得严实的旧衣裳，脸上蒙着六层麻布缝制的遮面布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杨安远让马可专门负责烧火煮水，让玛格丽特负责熬药和分发汤药，他自己则一间一间地查看病人。

病症的发展有规律。头一天高热畏寒，第二天咳喘加剧，第三天浑身酸痛，第四天起，体质弱的开始出现胸腹憋闷，呼吸困难。杨安远按照爷爷那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里的方子，结合本笃修士带来的《药典》，配了一副清热解毒的汤剂：金银花、连翘、板蓝根、甘草，加几片生姜和红枣调和胃气。

“这方子不救命，”他对杨保禄说，“但能减轻症状，让人扛过去。能不能活，全看病人自己的底子。底子壮的，七天退热，十天痊愈。底子弱的……”

他没说下去。杨保禄也没问。

第十天，第一个死者出现了。

是那个从沃尔姆斯逃来的老头。他本来年纪就大，一路冻饿，加上原本就有肺疾，高热五天不退，夜里一口气没喘上来，憋死了。杨安远把他的尸体用浸透石灰水的白布裹了三层，让人抬到城南的坡地上，挖深坑，撒石灰，单独埋。

第二个死者是铁坊的学徒弗朗茨。小伙子身体底子不错，但疫情期间还在铁坊干活，累脱了力，病来如山倒，高热引发了惊厥，半夜抽搐了一阵，天亮前断了气。汉斯赶来时，只看见儿子被白布裹着，从纸坊后门抬出去。他站在雪地里，没哭，只是攥着拳头，指节发白，嘴里反复念叨：“我让他休息的……我让他休息的……”

第三个死者是个六旬的纺车老匠人，独身，平时住在工坊区的一间偏房里，发病后自己硬扛，没上报，等被人发现时已经昏迷，抬进纸坊当天夜里就去了。

十七天，三条人命。但疫情的势头被扼住了。

从第十一天起，新发病的人开始减少。第十四天，第一批被隔离的难民中，那五个观察期满没发病的人，被允许进城，安排在城南的临时棚屋里，继续观察。第十五天，杨安远走进病房，发现那个从沃尔姆斯逃来的大男孩——十岁那个——已经能坐起来喝粥了。男孩的脸色还是苍白的，但眼睛清亮了，不再浑浊。

“哥哥，我会死吗？”男孩问。他嘴里的“哥哥”是跟着大人叫的，杨安远比他大十五六岁，但在他眼里，这个戴着白布罩脸、每天来给他把脉的人，就是他的救命恩人。

“不会。”杨安远的声音透过遮面布传出来，闷闷的，但很稳，“你已经退了热。再喝三天药，就能出去了。”

第十七天，最后一个病人——码头那个看守民兵——退了热。杨安远给他把完脉，走出造纸坊，摘下了遮面布。他的脸上被布带勒出了深红的印子，脸颊两侧磨破了皮，沾着药渍和汗碱，看上去像老了十岁。

他站在造纸坊门口，深吸了一口冬天的冷空气。空气里已经没有醋和艾草的刺鼻味了，只有干冷的风，夹着远处河面的冰腥气。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照在纸坊门口的积雪上，反光刺得他眯起了眼。

杨保禄从主仓那边走过来，身后跟着杨定山和格哈德。三人走到杨安远面前，停住了。

“完了？”杨保禄问。

“完了。”杨安远的声音沙哑，“二十三人染病，三人病亡，其余二十人全部痊愈。从今天起，造纸坊可以腾出来了。但我的建议是——把里面的稻草、麻布帘子、病床木板，全部烧掉。地面用石灰水泼三遍，门窗敞开，晾足一个月，明年春天再复工。”

“烧。”杨保禄毫不犹豫，“定军，你去安排。”

杨定军点点头，转身去了。

杨安远靠着门框，身体有些晃。玛格丽特从里面出来，扶住他的胳膊。“你三天没合眼了，回去睡。”

“等等。”杨安远站直身子，看向父亲，“爹，我想把这次的事记下来。写一份章程，万一以后再有疫病，就按这个规矩办。隔离、煮沸饮水、草木灰洗手、遮面布、每日消毒……这些法子，咱们这次试了，管用。”

杨保禄看着儿子。杨安远的眼窝深陷，胡子拉碴，两只手因为长时间泡在药汤和沸水里，泡得发白起皱，指节处还有几道裂口。但这个年轻人的眼神很亮，像淬过火的铁。

“写。”杨保禄说，“用 Latin——不，用德文和中文两种写，抄三份。一份存藏书楼，一份贴主仓，一份让我带去美因茨，给主教看看。这不是咱们一家的事，这是救命的规矩。”

杨安远点点头，被玛格丽特搀着，一步一步往家走。他的脚步虚浮，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。

当晚，盛京城里点起了灯。不是往日的那种昏黄，而是比往常多了许多——每家每户都像是过年似的，把藏着的灯油拿出来，把灯芯挑亮。纺车机房、铁坊、织布坊、玻璃坊，虽然还没完全复工，但都有人进进出出，打扫、通风、烫洗工具。三个死者的家人被送去了抚恤——每家两石麦子、一口猪、一匹细布，算是盛京的心意。

汉斯铁坊里，彼得和托马斯陪汉斯喝了一夜的酒。酒是杂粮烧，烈，三个人都没怎么说话，只是碰碗，喝，再碰碗。弗朗茨被埋在城南坡上，和那三个死者并排，坑前立了一块木牌，上面用炭笔写着他的名字和年份。

杨宁在玻璃坊里熬了一整夜，做了三只玻璃杯。不是琥珀色，是透明的，每只杯底都嵌了一小片钴蓝色的玻璃，像一滴凝固的泪。她把杯子摆在窗台上，对着月光，算是给那三个死者做的长明灯。

三天后，杨安远在病床上爬起来——他也病了，不是时疫，是累脱力加上风寒，躺了三天——开始写那份章程。他趴在书桌上，用冻得发红的手握着鹅毛笔，一笔一划地写：

“盛京防疫则例：一，发现时疫，即刻隔离病患，与健康人分处两室，不得走动；二，全城饮水煮沸，器具每日烫洗；三，以草木灰滤水洗手，饭前便后必行；四，看护病患者须以多层细麻布遮面，遮面布每日一换，沸水煮过；五，病死者以石灰裹尸，深埋，远离水源；六，疫病期间，禁止聚集，各坊轮值，减少接触……”

他写了整整六页，密密麻麻，每一条下面都附了这次的亲历批注。写到最后，他搁下笔，看着窗外的雪。雪下大了，鹅毛似的飘下来，把城南那三座新坟盖成了三个小白丘。

他把章程合上，塞进一个油皮纸袋里，准备交给父亲。

窗外，阿勒河上的冰越结越厚，从岸边一直铺到河心。冰面是灰白色的，像一条巨大的绷带，裹住了整条河流。但在冰层下面，水还在流，只是看不见了。

春天总会来的。杨安远想。到时候冰化了，水清了，盛京的人还会在这条河边种地、织布、打铁、做玻璃。而那些因为这次疫病留下的规矩——煮沸的水、洗净的手、遮面的布——会像种子一样，种进每个人的习惯里。

他吹灭了灯，躺下，很快发出了均匀的鼾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