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48章 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

黄包车跑了四十分钟，停在一栋三层的旧楼下。楼的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漆，已经褪了色，有几块墙皮脱落了，露出里面的灰水泥。楼下是一家杂货铺，门口堆着一箱箱的货物，一个光着膀子的老头坐在门槛上抽烟。

王汉彰下了车，抬头看了看这栋楼，微微的皱了皱眉。赵若媚家在天津算不上什么巨富，但也是殷实之家。再加上他老丈人赵金瀚在太古洋行工作，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

王汉彰怀着满心的疑问，拎起行李，扶着赵若媚，走进那栋楼。楼道里很暗，灯坏了，只有从楼梯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光。他借着那点光上了二楼，找到门牌号，敲了三下。

门开了，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站在门口。她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旗袍，头发盘在脑后，脸上有细细的皱纹。她看到王汉彰的时候愣了一秒，又看了看旁边的赵若媚，然后嘴巴张开了。

“哎呦，姑爷和若媚回来了！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回来，我们也好提前准备。你丈人去公司上班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回来。”

王汉彰笑了笑，拎着行李进了屋。房间不大，一室一厅，客厅里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，桌上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桌布。靠墙放着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架，书架上没有几本书，放着一个收音机和几个相框。

赵若媚从王汉彰的身后走进去，叫了一声“妈”，声音不响，甚至有些轻，但在那个狭小的客厅里，这两个字像是一滴水落进了滚油里。

赵太太转过身来，刚才那些絮絮叨叨的话一下子停了，嘴唇颤了颤，然后她张开手臂，把女儿搂进怀里。赵若媚比她高出小半个头，被搂住的时候微微弯了一下腰，把脸埋在母亲的肩膀上。

赵太太的手在女儿背上拍了两下——很轻，像是在拍一个刚出生的婴儿——然后拉开距离，两只手抓着赵若媚的上臂，上下打量。从脸看到腰，从腰看到腿，然后又看回脸上，目光在女儿苍白的嘴唇上停了好几秒。她说：“瘦了，瘦了不少。在英国吃的不好吧？外国人吃的东西是不是不养人？”

她没有等回答，又转过头对王汉彰说，“姑爷也瘦了。”

王汉彰放下行李，看了看房间里的陈设，皱了皱眉。他问岳母：“岳丈不是说在香港的太古洋行工作吗？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？”

赵太太叹了口气，招呼他们坐下，转身去厨房倒了两杯茶。她把茶杯放在桌上，坐在对面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绞在一起。

“你也知道，像你岳丈这种工作，主要靠佣金生活。他原来的客户都在天津，现在到了香港，之前的关系都用不上了。再加上这里的人很排外，太古洋行里有广东帮、上海帮、洋人帮，你岳丈哪一帮都挤不进去。洋行给他这个职位，是看在詹姆士先生的面子上，但生意还是要自己做的。”

她停了一下，看了一眼王汉彰的表情，见他没有不耐烦，才继续说下去。

“来了几个月，就接了两单小生意，佣金还不够付房租的。这套房子还是找了好几个中介才租到的，房东看我们是北方人，押金多收了一个月。”
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一直挂着一种很淡的、硬撑着的笑。那种笑不是真的开心，是一个人在讲述难堪的事情时用来保护自己的最后一层体面。她把这层体面端得很稳，这是她在天津当了半辈子太太之后，唯一还能牢牢攥住的东西。

王汉彰没有说话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，大概有几百英镑。他把钱递到岳母手中。赵太太接过钱，看了一眼，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又不好意思收，推了推。

“这怎么好意思，你们在英国也不容易……”

“拿着吧，”王汉彰说，“不管怎么说，也比留在天津要好。现在天津兵荒马乱的，弄不好就没命了。这些钱您先拿着贴补家用。”

赵太太把钱攥在手里，没有再推。她的眼眶有点红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谢谢，但没说出来。

“对了，”王汉彰说，“若媚这一路上总是想吐，胃口也不好，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您带她去医院看看，我去太古洋行找岳丈。”

赵太太愣了一下，看了一眼赵若媚，又看了一眼王汉彰，嘴角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来。她张了张嘴，最后说：“行，我带她去医院。”

王汉彰站起来，整了整衣领，出了门。

从公寓出来，王汉彰叫了一辆黄包车，直奔太古洋行。

香港和天津有些相似，但又有些不同。天津是安静的，海河边的风吹过来，凉凉的，带着河水的味道。香港是喧闹的，街上到处都是人，黄包车夫按着铃铛，叮叮当当的，从人群中穿过去。路边的大排档冒着白烟，炒菜的滋啦声和人们的说话声混在一起，嗡嗡的。

太古洋行在中环，是一栋六层楼的建筑，外墙是灰色的花岗岩，正面的立柱上刻着花纹。大门口站着两个印度门卫，皮肤黝黑，戴着红色的头巾，腰里别着警棍。

王汉彰走过去，用英语问他们赵金瀚先生在几楼办公。一个印度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四楼，上去左转。

王汉彰上了电梯，到了四楼。走廊里的地板是大理石的，擦得很亮，能照出人影。他沿着走廊走到尽头，来到一间办公室之中，只见他老丈人赵金瀚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，拿着电话听筒正在打电话。

直到王汉彰走到了办公桌的前面，赵金瀚才猛然抬起头来，看到王汉彰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站起来。

“汉彰？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惊讶。他绕过办公桌，走到王汉彰面前，伸出手，又缩回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坐坐坐，”赵金瀚说，“你怎么突然来香港了？若媚呢？”

“若媚在家，我岳母带她去医院了。”王汉彰在椅子上坐下来。

赵金瀚的眉头皱了一下。“去医院？她怎么了？”

“一路上总是吐，可能是晕机，也可能是吃坏了肚子。去医院看看放心。”

赵金瀚点了点头，没有继续问。他四下看了看，确认没人注意到他们，这才继续说。

“你们怎么从英国回来了？”他压低声音说，“现在多少人都削尖了脑袋想要往国外跑呢，香港这边有头有脸的人都跑了一大半了。英国不是挺安全的吗？”

王汉彰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烟，抽出一支，递给赵金瀚。赵金瀚接过去，叼在嘴里，王汉彰给他点上。他自己也点了一支，吸了一口，烟雾在房间里慢慢升腾。

“我得去把我妈妈还有我妹妹接出来。”王汉彰说，“对了，天津那边现在是个嘛局面？”

这些天他在旅途中，一路上除了报纸上那点简短的报道，没有任何消息。他不知道天津怎么样了，不知道29军守住了没有，不知道日本人有没有打进来。

赵金瀚叹了口气，把烟灰弹到桌上的烟灰缸里，摇了摇头。

“局面堪忧啊。日本人占了廊坊，把29军一分为二，首尾不能兼顾。宋哲元的部队被切成了两截，南边的进不去北平，北边的出不来，两边都打不了。”

他又吸了一口烟，继续说：“我听说日本人从北面的关东军调来了一个师团，又从日本国内调来了部队，从大沽口上岸，沿北宁铁路向北推进。十万大军把北平围得跟个铁桶一般，看这架势是要把宋哲元的队伍彻底消灭。”

王汉彰的眉头皱得很紧。十万大军包围北平，29军能撑多久？他不敢想。

赵金瀚四下里看了看，把头凑近了一些，声音压得更低了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常委员长前两天在庐山发表了一个声明。说如果战端一开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。我们只有牺牲到底，抗战到底，唯有牺牲的决心，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往椅背上一靠，看着王汉彰。

王汉彰听到这个消息，感觉头皮一阵发麻。这几天在飞机上，他都在想一个问题：也许等他到了香港，战争就已经结束了。

中日之间以前也不是没有打过，每次都是打几天就和谈了。长城抗战打过了，签了个《塘沽协定》就停了。

卢沟桥的事变也许也不例外——打一场，谈一场，割一块地，忍一口气，然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。中国人的日子不就是这样过的吗？忍一忍，天就亮了。

但这次不一样。委员长的这个声明，不是在和日本人谈条件，不是在向国联求援，而是在告诉全国的每一个人，四万万五千万人，从北到南，从老到幼，战争已经来了。

这不是一次局部冲突，不是一场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的争端，而是一场动员整个民族投入其中的全面战争。委员长用了“牺牲”这个词。不是“抵抗”，不是“战斗”，是“牺牲”。

这个词是不是随便用的。一旦用了，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有血战到底一条路了！

王汉彰吸了一口烟，把烟雾慢慢地吐出来，透过烟雾看着窗外香港灰色的天空。凭借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，能够抵挡住日本人的进攻吗？他在西班牙见过德国的斯图卡，见过苏联的坦克，见过那些新式武器的威力。中国的军队连步枪都配不齐，拿什么跟日本人打？

但不管怎么说，中国有四万万人口，人口基数比日本人大得多。以血肉之躯抵挡日本人的进攻，等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，这是现在唯一可行之路。

但这样做，就是把中日双方放进了一个血肉磨盘之中。这个磨盘不是石磨，是钢铁的，带着倒刺，隆隆作响。无论是中国士兵还是日本士兵，无论是正规军还是平民，只要是卷进去的人，最终都只能被碾成齑粉。就算是自己，也不可能例外。

王汉彰想到这里，觉得喉咙有点干。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，茶已经凉了，有点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