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95章 请许天讲清楚！

中启信息的说明还没完成归档，专项组便收到七份预约申请。

七个人都在澜江市任处级职务。

两人来自财政局，一人来自市金融办，两人来自城市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，另有两名干部任职于市属企业。

申请内容写得相近。

只提交本人保管的原始材料。

只说明本人签过、收过和退回过的文件。

不参加部门统一汇总，也不与其他经办人员核对说法。

何建明让收文人员按照预约顺序分别接收，每个人单独制作来源说明。

第一名干部带来一份资金协调会记录。

会议时间是2003年六月十七日。

记录共六页，末页列着参会单位和材料分工。

关于安居储备，写的是“阶段性归集，用于补充城市基金短期流动性，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”。

第二名干部提交的也是这场会议记录。

同样六页。

同一段内容多了半句话：“可根据重点项目融资需要统筹调度。”

第三份记录来自基金管理办公室。

页码变成七页。

前六页与第二份大体相同，第七页增加了两项内容：基金董事会可选择金融机构办理周转，相关资金可用于项目融资增信安排。

三份记录的会议名称、时间和参会人员相同，内容却一份比一份多。

专项组工作人员问第一名财政局干部。

“你的版本从哪里取得？”

“会议结束当日，财政局办公室发给参会人员核对，我在收文登记上签过字。”

“有没有修改通知？”

“我没收到。”

第二名市金融办干部答道：“我的版本是三天后由市政府协调处传真过来的，传真回执还在。前一版是否作废，我没有收到书面通知。”

基金管理办公室的干部则提交了董事会材料目录。

“七页版本由基金管理办公室装入政策依据汇编。我只负责收，来源栏写的是市金融协调部门转送。”

“你见过原始会议记录吗？”

“没见过。”

“第七页是谁增加的？”

“收文时已经在里面。”

三个人都没替别人解释，材料来源也没互相补齐。

可三份记录摆在一起，扩大的过程已经有了顺序。

阶段性归集，变成统筹调度，又变成融资增信。

程文涛那句保障收益和流动性的批示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放进政策依据汇编。

消息报到韩绍诚办公室时，第四名干部还在接受登记。

韩绍诚看完三个版本，拨通财政局局长的电话。

“同一场协调会出现三份记录，财政局先把时间线整理出来，核对各版本形成时间、转送单位和使用范围，再统一报专项组。”

财政局长问道：“只整理财政局掌握的材料，还是把金融办和基金办的一并纳入？”

“既然是同一场会议，就要放在一起核。”

“市委有明确要求，各部门分别提交原始材料，不得提前协调数字，也不得统一说明。财政局无权要求金融办和基金办把材料送来预审。”

“我让你整理时间线，没让你改材料。”

“时间线也需要对材料来源作判断。财政局若把其他部门的版本装进本局报告，报告末页由谁签？”

“你作为财政局长，连文件形成顺序也不能整理？”

“财政局可以说明本局收到第一份记录的时间。第二份由金融办保管，第三份由基金办使用，请两家单位分别说明。专项组可以按照收文时间排列。”

韩绍诚压住电话。

“市政府掌握全局，总不能让三个部门各交一页，谁都不管材料怎么变的。”

“专项组负责核验版本变化。财政局若先形成统一时间线，后面出现第四份记录，谁承担遗漏责任？”

“你担心承担责任？”

“我只签财政局核过的内容。”

“下午到市政府开会。”

内部会议安排在三点。

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办、基金管理办公室和市府办全部到场。

三份协调会记录分别放在桌上，任何单位都没拿到其他部门原件，只能查阅复印件。

韩绍诚先问市府办。

“同一场会议为什么出现三个版本？”

市府办负责人答道：“现存会议登记只有会议通知和参会名单，正式记录没有归入市政府常务会议卷宗。这场会议当年被登记为工作协调会，材料由承办处室保管。”

“承办处室是谁？”

“市金融协调处。”

金融办负责人翻开机构沿革说明。

“当年金融协调处设在市政府办公厅，后来职能调整并入金融办，移交目录里只有第二份记录。”

“第三份是谁转给基金办的？”

“基金办收文栏写的是金融协调部门，没写经办人。”

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补了一句。

“传真页眉被裁掉，现存件只留正文和页码。”

韩绍诚把三份材料排开。

“你们一个说没归档，一个说只收到第二份，一个拿着七页版本，却找不到传真来源。现在还要各交各的？”

没人替其他单位回答。

七名处级干部已经开始单独交材料。

若每个人都只说明本人经办事项，过去由部门汇总形成的政策背景便会失去作用。谁增加过一句话，谁删过一项限制，都会落到具体版本和具体收文记录上。

“你们现在只顾自己签过什么，不管市政府怎么掌握全貌。这样办工作，出了风险，谁来协调？”

财政局长答道：“市政府可以协调处置，原始事实由各单位分别提交。”

“协调处置靠什么？靠三份互相冲突的记录？”

“所以三份都要交。”

“财政局不能先核出一份结果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第一份由财政局保管，我签。第二份由金融办保管，请金融办签。第三份由基金办使用，请基金办签。财政局替两家单位作结论，市委追问依据，我拿不出来。”

韩绍诚转向金融办负责人。

“你也这么办？”

“金融办说明第二份记录的收文时间和移交过程。其余内容由专项组核对。”

“基金办呢？”

“七页版本怎么进入政策汇编，我们提交现存目录。谁增加第七页，现有材料没有姓名。”

“没有姓名就不查了？”

“专项组正在查，基金办不能按回忆补一个人名。”

韩绍诚把会议材料合上。

他可以批评三家单位缺少担当，也可以要求限期提交。

可他不能让财政局替金融办签字，更不能让基金办补出一名经办人。

邵弘毅的要求已经送到每个部门。

原始材料各报各的。

不协调结论。

谁要求统一汇总，谁先在通知上签名。

韩绍诚没签这份通知。

“七个人的材料，今天全部提交，三家单位分别附来源说明。市府办只登记，不作汇总。”

财政局长问道：“时间线还整理吗？”

“各写各的。”

会议散去后，韩绍诚让市委办调出职工查询、境外合同和银行改制的最新数据。

实名核验登记人数已经超过两万三千人。

第二批到期账户等待兑付，现有共管资金缺口两千七百多万元。

港岛嘉衡启动底层资产重估，要求基金补交估值资料。

澜海银行两名外部董事要求改制报告补充披露十一亿八千万元质押、匿名信托和系统鉴证范围。

三项问题同时推进。

个人账户继续往下核，旧授权会出现更多版本。

境外资产重估，基金要承担合同争议和项目缺口。

银行改制补充披露，境外投资人也会重新审查托管责任。

韩绍诚当晚赶到省政府接待点。

程文涛听完汇报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想让省里作什么决定？”

“实名查询需要控制节奏，境外合同需要省级协调，澜海银行改制也需要稳定预期。三项风险叠加，已经超出澜江市内部处置范围。”

“具体要求呢？”

“省政府确认安居储备属于历史政策安排，地方干部依照当时协调意见执行。责任核验可以继续，不能让每份版本差异都变成干部个人问题。”

程文涛把三份会议记录逐份翻完。

“第一份只有阶段性归集，第三份多出融资增信。你让我确认哪一份属于政策安排？”

“省里可以先确认保障重点项目和金融稳定的方向。”

“方向不能替第七页签字。”

韩绍诚改了说法。

“那就把实名查询、境外合同重估和银行改制列为省级秩序和金融风险事项，由省委统一研究。”

“继续扩大核账会产生多少现金缺口，影响多少授信，牵涉多少改制责任，需要全省层面作判断。”

程文涛不打算再替旧批示作解释。

可这三项风险已经不能只留在澜江。

他让秘书接通季承海办公室电话，将实名核账人数、现金缺口、境外重估和银行改制进度逐项汇报。

三份版本不同的协调会记录，也一并报了上去。

季承海听完，先问何建明是否仍在澜江。

“专项组还在，中央三部门人员都在。”

“许天有没有提交实名核账扩围后的风险测算？”

“市政府提交了阶段测算，第二批兑付缺口、七笔授信和境外合同分别列项，还没有形成全口径后果报告。”

“韩绍诚是什么意见？”

“他请求按省级秩序和金融风险事项研究。”

电话那边停了几秒。

“明天召开专题会。”

“省委，省政府，澜江市和中央专项组全部参加。”

“请许天到会，把扩大实名核账后的全部后果，一项一项讲清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