番外篇9：棉花糖

我们那个城市，叫甜城。

这名字不是白叫的。

沱江两岸一望无际的甘蔗林，秋天砍下来，一捆一捆地运到糖厂，榨出来的白糖像雪一样白。

这里的人吃白糖不稀奇，家家户户灶台上都有一罐，做菜放一点，泡甜水喝，逢年过节做糖包。

我们这些小孩，兜里常常揣着几颗硬糖，冰糖，但是从糖厂出的那种水果味的，五颜六色的糖，只有过年才能吃得上。

不过，那甜得齁嗓子。

可不一样。

不是糖，可能像梦一样。

像一朵白色的云，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一个竹签上，轻飘飘的，拿在手里像没拿东西。咬一口，甜丝丝的，还没等嚼就化了，满嘴都是糖的香气。

街上的摊子，是我们小孩的圣地。

我还蹲在那机器旁边看了很久，我发现这并不是很复杂啊，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：

一个圆圆的金属桶，底部有一个加热的小炉子，旁边连着一个马达，马达一转，桶就跟着转。

做的人舀一勺白糖倒进桶里，桶一加热，糖就融化了，化成糖浆。桶一转，离心力把糖浆甩出去，甩到桶壁上，遇到冷空气凝固成一缕缕的糖丝。

做糖的人拿一根竹签，往桶里一搅，那些糖丝就缠在竹签上，越缠越大，越缠越蓬松，最后变成一朵云。

我们站在旁边看，眼睛一眨不眨。

看着那朵云从小变大，从透明变白，从一团变蓬。

等那朵云递到别人手里，我们咽了咽口水，心里想：

总有一天我也要买一个，然后出来挣钱。

那真的有点贵，要一毛钱一朵。

一毛钱在当时不是小钱，能买5颗水果糖，能租一本小人书看一天。

我娘说，一毛钱吃一口空气，不值得。

可我不这么想。

那不是空气，是糖。

是能看见、能摸到、能舔的糖。

我没吃过。

准确地说，我吃过一次，是别人请的。

那个别人是班里一个饭店老板的孩子，家里很有钱，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万元户了，而是十万元户了吧。

反正家里装修的很好，然后他跟我做了一年的同座，他就转走了，现在想来，那是我小学阶段最珍贵的友情了。

倒不是因为他给我买东西吃，而是我们经常一起下课后踢球，然后跑去捉鱼逮虾的，好不快乐。

他买了一朵，并有吃，而是把朝我递过来：

“给你舔一口。”

我舔了。

那一口，我记了三十年。

回到家，我跟我爹说：

“爹，你帮我做一个机器呗。”

我爹正在院子里劈柴，头都没抬：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机器！就是街上卖那种，一个桶转啊转的，就能做出来。”

我爹放下斧头，看了我一眼：

“你知道那东西怎么做？”

“知道！就是一个圆筒，底下有个小炉子，旁边有个电机，一转就行了。”

我爹“嗤”了一声，说你说得轻巧。

圆筒要焊，电机要买，炉子要砌，七七八八加起来，几十块钱下不来。

“几十块钱就几十块钱，做出来就能挣钱了！”

我急了。

我爹没理我，继续劈柴。

我蹲在旁边，看着斧头一起一落，木屑飞溅，心里堵得慌。

那时候我爹在队上做电工，一天可以挣八块钱。

几十块钱，是他小半个月的工钱。

他不是舍不得，是不敢赌。

万一做出来的机器不好用，万一没人买，万一赔了……

他不敢想。

他是那种挣一分钱花一分钱的人，没有积蓄，没有退路。

他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装得下老婆孩子、柴米油盐、家里的几亩地和工地上那堆砖头。

？

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。

我不死心。

每次赶场，我都跑去摊子跟前看。

看得久了，摊主都认识我了，笑着问：

“小朋友，买不买？”

我摇摇头，继续看。

他也没赶我，大概觉得一个小孩蹲在旁边，也是一种招徕。

我把那机器的结构看了无数遍。

圆筒是铁的，底下有三个轮子，跟桶一起转。

炉子是煤油的，有个小油壶，拧开阀门就能点火。

电机是直流的那种，不大，大概跟大人的拳头差不多，嗡嗡嗡地响，带着皮带轮转。

白糖倒进去，加热，旋转，出丝，一气呵成。

我回家找了一张纸，把结构画下来。

画得不好，歪歪扭扭的，可大概的结构都在。

我跟我爹说：

“你看，就是这么个东西，不难做。”

我爹看了一眼那张纸，皱了皱眉，把纸递回来：

“这个地方要焊接的，这里打孔，而且也没有电机啊，这怎么做？”

“那就先找个地方焊接，然后打孔安装电机啊！”

“呵，口气还不小，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，我就问你，去哪借钱？”

“不用借钱，我自己攒！”

我爹沉默了，没再说话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攒钱。

那时候小孩攒钱的渠道，就那么几个：

捡废品、折纸袋、帮大人跑腿，偶尔偷摸卖两个鸡蛋。

我先从折纸袋入手。

村里有家杂货店，其实那个时候叫代销店，做个生意串串。

老板姓王，也是我们家远房亲戚，卖瓜子、花生、糖果。

瓜子是散装的，论斤称，称好了装进纸袋里卖。

纸袋从哪里来？

从我们这些小孩手里来。

王老板收手工纸袋，一分钱一个。

做法很简单：

找一张报纸，裁成正方形，对角线折两下，折成一个漏斗形，再把开口折一道边，压实了，就成了一个能装瓜子的纸袋。

我们放学以后，做完活，还要打兔草，割猪草，那个时候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兔子和猪不能吃同样的草啊？还要分开打？这是后面大了才明白的事情。

做完活就开始窝在家里折，折一个摞一个，摞到一百个就拿去换一块钱。

我姐折得最多。

她的手巧，折得快，手脚麻利，一天能折几十个。

我笨手笨脚的，折得慢，还折不整齐，王老板有时候不收，说太歪了装不了瓜子。

我姐就帮我返工，三两下调整好，王老板才收下。

我姐攒的钱，都买了吃的。

辣条、泡泡糖、冰棍，买回来就自己吃了，也不分我。

而我的钱不动，一分一分地攒起来，放在一个铁盒里，压在我枕头底下。

那个铁盒以前是我娘装针线的，盖子生锈了，扣不太紧。

我把钱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按面额排好：

一分、两分、五分、一角，像一支小小的军队。

每隔几天我就把钱拿出来数一遍，数完了再放回去，心里默默算着离买电机还差多少。

可电机太贵了。

我去镇上的五金店问过，最小的直流电机，也要十几块钱。

加上皮带轮、轴承、铁皮、焊工……

没有三四十块钱下不来。

我攒了大半年，铁盒里才凑了六块三毛七分。

离目标还很远。

不过除了折纸袋，我还捡废品。

镇上有个废品收购站，在我们学校附近，也是我们同学家开的，每次去卖点废品，还挺不好意的。

老板姓谢，矮胖矮胖的，算账的时候眯着眼拨算盘，而我同学长得可帅气了，而且踢足球非常厉害，当时我们还是前后桌，后来转学了，不过到了高中我们又成为同学，这缘分啊。

我放学以后，就提着蛇皮袋在街上转。

捡废铁钉、废铁丝、破锅烂壶，运气好的时候能在垃圾堆里捡到几个酒瓶。

酒瓶贵，一个能卖两分钱。

废铁便宜，一斤才几分钱。

有一次，我在电影院后面的垃圾堆里捡到一个电机。

不大，跟拳头差不多，外壳生锈了，可转子还能转。

我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，抱着电机就往废品收购站跑。

谢老板看了一眼，说：

“这电机坏了，卖不了几个钱。”

“坏了我修！”

我说。

谢老板笑了笑，给了我一毛钱。

一毛钱买一个电机，值了。

回家以后，我把它拆开，里面的线圈发黑了，有几根线断了。

我试着接，用烙铁焊，可线圈烧得太厉害，接了也没用。

我又跑去找我同学，让他帮忙看看他爸店里有没有旧电机卖。

他说好像有个，是他爸之前收的，旧的，风扇上拆下来的，还能转，要五块钱。

五块钱。

我半年的积蓄。

我没买。

电机买不起，我就想别的办法。

那时候学校开始搞素质教育，给加了手工课，就是教做车模、航模。

模型里有的装着小电机，用一节干电池就能转。

我厚着脸皮去问手工课老师，能不能借电机用。

老师是女的，姓肖，也是我同学的妈妈，年轻，说话细声细气的。

她问我借电机做什么，我说做机器。
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“你做个机器给我看看？”

肖老师说，眼里闪了一下。

我兴冲冲地把图纸掏出来，铺在桌上给她看。

她看了半天，没看懂。

不怪她，那画实在潦草。

可我嘴皮子利索，比比画画，把离心力、加热、出丝的流程讲了一遍。

肖老师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不错。想法很好。”

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电机，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，

“这个借你，用完了还我。”

我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。

可那个电机太小了，转起来有劲儿，可带不动一个铁桶。

我把电机装在木板上，接上电池，转是转了，可一放上桶就卡住，嗡嗡嗡地叫，就是不转。我

试了好几次，都没成功。

后来我把电机还给了赵老师。

她问：

“做好了？”

我说没。

她没再问，把电机收进抽屉里，继续上她的课。

电机的事没着落，我就先做桶。

桶不用铁的了。

家里倒是有铁皮，我爹收了几块剩料，原是做水桶修修补补用的。

可焊工麻烦，我爹没工夫帮我焊——他也焊不了。

他说焊圆筒得用氩弧焊，找镇上的电焊铺，少说要五块手工费。

我心疼这钱。

“那用木头的行不行？”

我冲口而出。

我爹停下手里的活儿，回头看我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

木头怎么做圆筒？

我找了几个木条，钉成一个六边形的桶，外面箍上铁丝。

桶底用一块圆木板，中间钻个洞，插一根铁棍当轴。

桶壁上抹了一层蜡，怕糖粘在上面。

我把这个木桶给我爹看。

他围着转了几圈，不置可否：

“能转不？”

“能！”

我把轴插在两个木支架上，用手一拨，桶真的转了起来。

我爹“嗯”了一声，没说别的。

可他没骂我败家，没说我瞎折腾。

这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最大肯定了。

我自然懂。

可电机还是没有。

我爹看我没日没夜地拧那块木板，有一天忽然说：

“实在不行，用脚踩的？”

脚踩。

人力驱动。

我脑子里“嗡”地一下——是啊，没有电机，可以用脚踩啊！

那些缝纫机、磨磨机，不都是脚踩的吗？

我激动得一宿没睡。

第二天一早就开始设计“脚踏离心机”。

用自行车链条和飞轮，脚一蹬，桶就转。

我爹给我找了几根旧链条、一个烂飞轮，又找了一块厚木板当踏板。

我叮叮当当地捣鼓了好几天，反复拆装了七八遍，链条总算挂上了。

一蹬，桶转了。

转得还不慢。

可问题是，桶转起来了，加热怎么办？

手没法同时搅加热的炉子。

那时候没有煤气灶，烧煤油炉子要调火，还得不时拨一拨。

“这不明摆着，你用脚踩了，手腾出来加热嘛。”

我爹在旁边看我忙活，难得给我指导方向。

我愣了一下，还真是。

我把支架和脚踏板分开摆好，脚踩链条，手拨炉子，再捏着竹签等出丝。

可是白糖倒进桶里，桶是转了，糖也甩出来了，可没出丝。

甩出来的糖浆一坨坨地糊在桶壁上，结成硬块，黑乎乎的，像煤渣。

我试着调转速，踩得快一点、慢一点，都不行。

试了十几次，浪费了小半斤白糖，一粒糖丝都没做出来。

灶台一片狼藉。

我娘回来差点骂我——那半斤白糖是她攒着过年包汤圆的。

“别折腾了。”

我爹说，

“这东西没那么简单。”

我不服气，可我没法反驳。

事实摆在那儿——我做不出来。

那个木桶，后来被我放在屋檐下，风吹雨淋的，慢慢散架了。

木条裂开，铁丝生锈，底板也翘了。

我娘收起来，扔到杂物间里，跟那些不用的农具、破锅、旧衣服堆在一起。

我上初中以后，偶尔才会去杂物间找东西，会看见那个木桶，灰扑扑地靠在墙角，像一个被遗忘的老人。

有时候我会蹲下来，摸一摸那些裂开的木条。

上面有我刻的记号，有我用铅笔写的“电机”“链条”“轴承”，字迹模糊，可还能看见。

我记得做它时候的每一个细节：

钉木条时钉子歪了，砸到手，疼得龇牙咧嘴；箍铁丝时把手勒出了血；磨轴的时候用砂纸一遍一遍地擦，擦得手都起泡了。

那时候的劲头，现在想想，真是有点傻。

可那种傻，让我觉得自己还有那么一点不一样。

上了高中，镇上卖的摊子渐渐少了。

不是没人吃了，是卖的人老了一茬，年轻人不爱干这个，嫌脏嫌累嫌不挣钱。

后来偶尔还能见到一个老头，推着三轮车，车上绑个铁桶机，在学校门口蹲着，有胆大的老师骑过还要担心安全。

有一回放学，我在校门口看见那个老头在做。

他做得很慢，动作笨拙，糖丝也不够蓬松，稀稀拉拉的，像一团没有梳好的头发。

我站在旁边看了很久。

不是怀念，是在想一件事——这机器，当初要是我做出来了，现在会怎样？

也许我会在街上摆个摊，放学以后卖，挣一毛两毛的零花钱。

也许我的摊子生意好，旁边还会有人跟风也支起一个铁桶。

也许我挣够了钱，买了新电机，

做了更好的桶，做得比他还大还蓬松。

也许我爹会拍拍我的肩膀说，小子还行。

可也许，就是一台破铜烂铁，转几回就散了架，没人买，连白糖钱都赔进去。

最后那个木桶窝在杂物间，落满灰，和现在一模一样。

后来我去外地读书、工作，很少回镇上。

偶尔回来，看见街上那些小孩手里举着，五颜六色的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像一朵朵彩色的云。

已经不是纯白的了，加了色素，甜得发腻。

我买过一个，咬了一口，太甜了。

不是记忆里的味道。

记忆里的，只有白糖的甜，干净，不腻。

像那年同学递过来的那一口，舔一下，整个人都化了。

现在的，加了太多东西。

不只是颜色，还有香精、糖精、甜蜜素。

吃不出白糖的香味了。

也许变的不是，是我。

有一年过年回家，我整理杂物间，又翻出了那个木桶。

它已经完全散了，木条一堆，铁丝一坨，底板裂成好几块，轴上的铁棍锈得面目全非。

我蹲在地上，把那些木条一根一根地拼起来，拼成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。

拼完了，我坐在那里，看着我爹年轻时候劈的木条，看着我小时候钉的钉子。

钉子歪歪扭扭，有几根钉歪了，又拔出来重新钉，把木头都钉裂了。

我忽然笑了。

笑自己那时候的傻劲。

也笑自己到现在还是那股傻劲——写了这么多字，画了那么多画，还是想着要“做”点什么出来。

可那种傻劲，不是坏事。

它是心里的火，不灭的。

哪怕做不成，也得把木桶做好。

木桶做好了，电机总会有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跟我爹喝酒。

他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清流河的河床，一条一条的，沟壑纵横。

他端酒杯的手有点抖，夹花生米要夹好几次才能夹起来。

我给他倒了一杯酒，给自己也倒了一杯。

“爹，你还记得不？”

我说。

他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：

“什么？”

“就是小时候，我想让你给我做个机器。你嫌贵，没做。”

他想了半天，总算想起来了：

“哦，那个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

“你那时候整天捣鼓，弄得满院子木屑。你娘骂你好几回。”

“后来我做了个木头的桶，没电机，用脚踩。”

“嗯，记得。”

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

“没做成嘛。”

“要是当初买电机了，会做成不？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

“做成了又怎样？”

我想了想，答不上来。

“都是命。”

他说，

“你命里不做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也许他是对的，我挣不了这个钱。”

“挣钱不挣钱的……”

我爹把酒杯放下，

“你现在不是挺好的？读那么多书，写那些字，不也挺好。”

我没接话。

心里有一句话，没说出口：

可那是我第一次想做的事。

比读书早，比写字早。

比什么都早。

后来我想，也许我爹不给我做那个机器，是对的。

他不是不想帮我，是不敢。

他怕我失望，怕我花了钱做出来不能用，怕我受打击。

他那一辈子，吃过太多苦，受过太多打击，他不愿意让我这么小就经历那些。

他宁愿我做一个普通的、没什么出息的小孩，平平安安长大，也不愿意我做一个有想法、有冲劲、可能失败的小孩。

他不是不爱我。

他是太爱我。

爱到连尝试的风险都不敢让我承担。

可有些东西，是挡不住的。

比如想做机器的执念，比如想当兵的执念，比如想写字的执念。

它们像那颗埋在土里的种子，压上石头，它就歪着长，浇上开水，它就从缝里钻。

总有一天，它会钻出来，不怕砸，不怕烫，不怕别人说你是疯子。

我后来没做成机器，可我做成了别的东西。

那个木桶散了，可那股劲没散。

现在，我儿子也到了当年我那岁的年纪。

他喜欢做手工，用彩纸折蝴蝶、折千纸鹤，折了一窗台。

有一天他问我：

“爸爸，你小时候喜欢折什么？”

我说：

“折纸袋。”

“纸袋？就是装东西的那种？”

“对，一分钱一个，折一百个能换一块钱。”

他眼睛瞪得很大：

“你为什么要折纸袋？你不觉得很无聊吗？”

“因为我想攒钱买电机，做机器。”

“机器？”

他兴奋了，

“你会做？那你给我做一个！”

“我不会。”

他撇撇嘴，失望地走开了。

我看着他离去的小背影，忽然想——也许我应该试试。

不是真的去做，而是告诉他那个故事。

告诉他，他爸爸小时候有多傻，为了一个破机器，攒了一两年钱，最后还是没做成。

可那个傻劲，留下来了。

留在我骨子里，留在我写的每一个字里。

的执念，后来变成了一种隐喻。

它代表所有想做而没做成的事，所有想得而得不到的东西，所有被现实压碎的梦想。

可它不是碎的。

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，活在了别的地方。

活在我折纸袋时磨出的茧子里，活在我画图纸时用秃的铅笔头里，活在我拆电机时烫伤的手指里，活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每一个笔画里。

它没有消失。它一直都在。

就像那个木桶。

散了，可还在。

。。。。

今年清明，我回了趟老家。

我一个人溜达到镇上，走了一圈。

电影院拆了，粮站关门了，围墙都塌了大半。

桥还是那座桥，可栏杆换了新的，路灯也换了，桥头的包子铺变成了一家奶茶店。

我在街上走，忽然看见一个小孩，手里举着一朵。

粉红色的，蓬松松的，在风里微微晃动。

他咬了一口，嘴边沾了一圈糖丝，黏糊糊的。他妈妈蹲下来帮他擦，一边擦一边笑。

我站在旁边看着，眼眶忽然有点湿。

那小孩大概不知道，很多年前，有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，曾经多么想要一朵这样的云。

可他吃不起，也不敢要。

他只能自己动手做，做了大半年，还是没做出来。

可那个没做出来的，陪了他大半辈子。

走到哪儿，它都在。

像一朵不散的云。

轻飘飘的，可压在心里，沉甸甸的。

——写到这里，我想起笔记本里还夹着当年画的那张图纸。

纸早就黄透了，折痕处破了洞。

可那几根线条勉强还在——一个圆筒，一个炉子，一个电机。

我把图纸拍了张照片，传进手机。

其实我也不知道传给谁。

就是不想让它消失。

就像那个木桶，散了，也得有人记得它曾经是一个桶。

不是为了装糖，是为了装一颗少年的心。

甜城不产。

甜城产甘蔗，产白糖，产出很多甜的东西。

可最甜的那一口，我没吃到。

我自己做的。

没做出来。

可那个味道，我尝了。

比什么都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