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0章 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

九月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冷空气。空气里有干草的味道，有煤烟的味道，有远处牛羊的味道，还有一点雪的味道。她的肺被冰凉的空气充满，整个人变得清醒而安静。她把手插进口袋里，跟着同伴们一起，踩着脚下的碎石路，穿过操场，穿过教学楼之间的过道，走回了后排的瓦房。

那些还没学会生的炉子，正在黑暗中等着她们。

手电筒的光柱在操场上画出一道道白色的弧线，照亮了脚下的土路，也照亮了路边那棵光秃秃的杨树。杨树的枝条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，像是活的。几个人都没有说话，只有脚步声和呼吸声交织在一起，在空旷的校园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操场很大，从这头走到那头要花好几分钟，白天这里会被孩子们的喧闹声填满，但此刻它属于寂静，属于星光，属于四个初来乍到的年轻女孩。

穿过教学楼之间的过道时，九月抬头看了一眼。教学楼是三层的水泥房子，窗户黑洞洞的，像一个沉默的大人在低头看着她们。白天的教学楼是有声音的——读书声、笑声、粉笔在黑板上摩擦的吱吱声，还有下课铃响后从各个教室涌出来的喧哗。但现在它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只有风从走廊穿过时发出的低低的呜咽。九月想，明天这个时候，她就会站在这栋楼里的某间教室中了。她会拿着粉笔，面对一群从未谋面的孩子，说出第一句“上课”。

这个念头让她的心跳快了几拍。

后排的瓦房是一排低矮的平房，坐落在教学楼和操场尽头之间。周围几间瓦房黑漆漆的，没有窗户透光，只有她们这一间亮着灯——那是临走前张蕊特意留下的台灯。那盏绿色的旧台灯被打开了，黄白色的光照在桌子上，照在新铺的床单上，照在窗台上那排整整齐齐的洗漱用品上，也照在那只耷拉着耳朵的小布偶上。推开门的一瞬间，九月觉得那间屋子就像一个小小的巢，虽然四处透风，虽然墙皮有些剥落，虽然窗框上糊的报纸已经泛黄发脆，但亮着灯就让人觉得安心。

张蕊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截蜡烛，点上了，放在床头柜上。烛光摇曳着，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，影子时大时小，像是在跳一支安静的舞。四个人围坐在一起，靠的靠床，坐的坐板凳，谁也没有急着洗漱。这个夜晚太特别了，她们都想把它拉得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

“还挺有氛围的。”陈雨桐说，她把那只从学校带出来的小兔子抱在怀里，靠在上铺的栏杆上，看着烛光发呆。陈雨桐是她们中间最文艺的一个，说话总是轻轻的，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。她学的是中文，毕业后要来教语文，她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知道，文字不是枯燥的作业，而是可以装下整个世界的容器。

“这叫烛光晚会。”林小溪笑着说。她从上铺探出头来，头发散下来，像一道黑色的瀑布。林小溪是藏族人，从小在牧区长大，后来考上了内地的大学，学了汉语和藏语双语教育。她的普通话很标准，但说藏语的时候声音会变得更深沉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回声。她对于即将开始的支教生活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——她觉得自己是回到家乡，为和自己小时候一样的孩子们做点事情。

林小溪从床上坐起来，盘着腿，把被子披在身上，像披了一件斗篷，“我们来许愿吧。每个人说一个在这学期要做到的事。”

屋子里安静了一瞬。烛光在四个人脸上跳动着，把她们的表情照得忽明忽暗。九月注意到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认真的、几乎是庄严的神色。这不是随随便便的游戏，这是她们在这个陌生的地方、在这个四面透风的瓦房里、在第一个夜晚许下的承诺。她们不知道这些承诺能不能兑现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，但此刻，她们想把它说出来，写下来，让这个夜晚记住。

张蕊先说了。她躺在上铺，一只手枕在脑后，看着天花板，想了想，慢慢地说：“我要教会孩子们做最简单的化学实验。虽然没有实验室，但我可以用杯子、醋、小苏打，让他们看到化学反应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科学不是书本上的死东西，科学是可以玩的，是好玩的。”

张蕊是四个人里唯一一个理科生，学的是化学。她来之前就翻来覆去地想过这个问题——一个没有实验室的学校，怎么教化学？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没有实验室，就用厨房；没有烧杯，就用饭碗；没有酒精灯，就用蜡烛。重要的是让孩子们亲眼看到变化，看到颜色变了、气泡冒出来了、温度升高了，而不是对着课本背方程式。

陈雨桐接着说了。她把怀里的兔子抱得更紧了一些，眼睛望着跳动的烛火，声音不大但很坚定：“我要让至少十个孩子爱上写作文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讲故事也好，写日记也好，编童话也好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文字是可以用来表达自己内心的，不是用来应付考试的。”

她说“十个”的时候，九月注意到她咬了一下嘴唇。十个，对于全班可能四五十个孩子来说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比例。但陈雨桐知道，爱上写作这件事，一个都算成功，十个就是奇迹。她不想定一个宏大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，她想要的是真真切切地改变十个孩子——哪怕只是让他们中的一个人在某个晚上主动拿起笔，不是为了作业，只是为了写自己想写的东西。

林小溪说：“我要把语文和藏语结合起来教。让孩子们用藏语讲故事，再用汉语写出来。他们的母语是藏语，他们最会说的、最会想的都是用藏语，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先用藏语讲，再翻译成汉语呢？这样他们写出来的东西，一定是最生动的。”

林小溪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里有种不容置疑的笃定。她太了解牧区的孩子了——他们从小在草原上长大，说话用的是藏语，做梦用的是藏语，心里想的那些事，全是用藏语编织的。如果非要他们跳过藏语直接用汉语表达，那就像让一个左撇子用右手写字，能写，但别扭，而且写不出心里真正想说的。她要做的是搭一座桥，让藏语和汉语在孩子们的笔下相遇。

轮到了九月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要让每一个三年级的孩子都会写二十六个字母。不是认得，是会写，写得工工整整的。”

大家安静了一瞬。这个愿望听起来很小，和前面几个人的比起来，似乎不够“伟大”。但九月知道，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，二十六个字母可能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。她教的是英语，三年级是英语的起点。如果他们连字母都写不好，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学会英语。这不是一个伟大的梦想，这是一个开始的开始——一个小小的、笨拙的、必须迈出的第一步。

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英语的情景。她的英语启蒙老师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姓王，发音不标准，语法也会讲错，但她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：她让全班每一个孩子都工工整整地抄写了无数遍字母。A到Z，大小写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每个人的作业本上都像印刷出来的一样整齐。那时候九月觉得无聊透顶，但很多年后她才明白，王老师教给她的不是字母，是规矩，是认真，是一件事要做到极致的习惯。

“说得对，”陈雨桐打破沉默，“万丈高楼平地起。”

“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些愿望写下来？”林小溪说，“贴在这面墙上，等走的时候再看看，实现了几个。”

她们说干就干。张蕊从笔记本上撕下四页纸，每人发了一张。四个人趴在桌子上，借着台灯和蜡烛的光，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愿望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和炉子还没生起来但已经摆在那里、等待着被点燃的铁皮炉的沉默。偶尔蜡烛的灯芯噼啪响一声，火苗跳一下，墙上的人影也跟着晃一下，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屋子里轻轻走过。

九月写得很慢。她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：

“我要让麦秀小学每一个三年级的孩子，都会写二十六个字母。”

写完之后，她在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。她想，这会是一个证明，证明她来过，证明她努力过。等这学期结束的时候，她会回过头来看这张纸，看看自己许下的承诺有没有兑现。她希望到那时候，她可以在这行字的下面写上一个大大的“已做到”。

四个人把纸条折好，压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面。玻璃板有些裂缝，用胶带粘着，但还能用。烛光透过玻璃板照在那些纸条上，照在不同人的字迹上——张蕊的字很大气，笔画舒展；陈雨桐的字很小巧，整整齐齐；林小溪的字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，有几分洒脱；九月的字最工整，一笔一划都不含糊，像她这个人一样。

四个人的愿望在烛光中被写了下来，轻飘飘的，又沉甸甸的。她们谁也不知道这些愿望能不能实现，但此刻，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老瓦房里，在这个只有一盏台灯和一截蜡烛的夜晚，这些愿望像是有温度的，把小小的房间填得满满的。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——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说了几句话，写了几个字，但好像已经有什么东西被启动了，被种下了，开始在黑暗中悄悄地生根。

九月爬到床上，钻进了被子里。被子是从学校带来的，有校园的味道——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气息，混合着棉布、洗衣粉和阳光晒过后的暖意，又隐约带着一点粉笔灰和旧书页的余味。她把被子拉到下巴，把脸埋进被沿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这味道让她觉得安心，好像自己还连着来处，还没有被这片陌生的高原完全吞没。她知道这种安心感是暂时的，明天早上起来，当她推开门的瞬间，高原的风会扑面而来，带着陌生的、干燥的、属于这片土地的味道。到那时候，她就真的在这儿了。

她闭上眼睛，在黑暗中想，那些杂物间里的旧桌椅，曾经坐过什么样的孩子？那些桌面上一定刻满了痕迹——用小刀刻的名字，用圆珠笔画的小人，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藏文字母。也许有的桌角被牙齿啃过，因为某个孩子上课走神时咬桌子玩。也许有的桌肚里还塞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上面写着某个男孩对某个女孩说不出口的话。那些孩子现在在哪里？他们大概已经长大了，也许去了县城打工，也许留在牧区放牧，也许成了某个小铺子的老板，也许已经成了父亲或母亲。但他们曾经坐在那些旧桌椅前，和他们将要面对的这些孩子一样，有亮晶晶的眼睛和晒得黑红的脸颊。

那些缺了腿的足球，被多少个孩子踢过？那些足球一定在操场上滚过千百遍，被无数只脚踢来踢去，扬起一片又一片尘土。也许有一个孩子曾经用它踢进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球，高兴得在操场上翻了一个跟头。也许有一个孩子抱着那个泄了气的足球，把它当成枕头，在午后的树荫下睡了一觉。足球破了，缺了腿，被扔进了杂物间，但它身上带着的那些笑声、呼喊声、奔跑声，还留在那间黑漆漆的屋子里，像看不见的灰尘一样，厚厚地积了一层。

那些被淘汰的录音机，放过什么样的英语磁带？也许是那种语速很慢、发音很标准的“李雷和韩梅梅”，也许是某个老师从县城音像店买回来的不知名的教学带，磁带的外壳上贴着用圆珠笔写的标签：“三年级英语”“第一课到第五课”。那个兼课的老师一定很努力地在教，他可能自己也不太会读，就一遍一遍地放录音，让孩子们跟着念。录音机的喇叭里传出的声音一定是沙沙的，带着磁带的底噪，但孩子们还是跟着念了，大声地、认真地、一句一句地念。那些声音现在还在杂物间里吗？是不是还藏在磁带盘里，等着有人把它重新放出来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