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01章 时过境迁的平凡生活

阿金在桌边站起来，把手上的油渍在裤子上擦了擦，“你们俩站着干什么？肉凉了。”

他往烤架那边走过去，“我再烤几串鸡翅，你们要不要加辣的？”

袁丽说了一句“加，多放点辣椒”。

她转身回到桌边，坐下来，看着阿金去翻弄那些新放上去的鸡翅，火光重新亮起来。

她看着这个画面，心里有一种确认感——结束了，不用再回那个城市了。她把那句话留在心里，没有说出来。

陈小阳和翁兰也回到了桌边。翁兰坐下来的时候，顺手拿了一串已经微凉的肉，慢慢地吃着。四个人围着一小堆新燃起来的火，像围着一件很小却不会熄灭的东西。

一年后，云南，小镇的清晨来得不早不晚，不像大城市那样被闹钟和车流吵醒，而是被鸟叫声、鸡鸣声、远处早点摊的蒸汽声一点一点地唤醒。

阳光从东边的山头漫过来，先是染红了屋顶的瓦片，然后顺着白墙往下淌，淌到窗户上，淌到门前的石阶上，淌到那些已经开始准备一天营业的店铺的招牌上。

空气里有露水的味道、泥土的味道、还有从那些早餐铺子里飘出来的豆浆和油条的香味——那些味道混在一起，在这个安安静静的小镇清晨里，像一首没有声音但是能闻得到的歌。

“兰阳饺子馆”在小镇的主街道上，位置好得让人羡慕。

门口就是公交站，斜对面是镇上的菜市场，旁边是一家开了二十多年的老茶馆，每天下午都坐满了下棋和打牌的老人。

饺子馆的招牌是浅木色的底，上面用深红色的字写着“兰阳饺子馆”五个字，字体圆润，像是手写的，又不失整齐。

招牌下面挂着一串小风铃，风一吹就叮叮当当地响，声音清脆而悠长，像在跟路过的人打招呼。

窗户是落地玻璃的，从外面能看到里面白色的墙壁、原木色的桌椅、还有墙上挂着的那幅画——一幅简单的水彩，画的是镜心湖，湖边有一棵歪脖子柳树，湖面倒映着天空和云朵，看着就像是从这个小镇的某个角落剪下来的一角。

翁兰坐在靠窗的那张桌子前面，身体微微后仰，一只手撑着后腰，另一只手拿着手机，屏幕上是袁丽的脸——晒得黑了一些，头发剪短了，戴着一副墨镜，镜片反着光，看不清她的眼睛，但从她嘴角上扬的弧度能看出来，她心情很好。

翁兰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，圆鼓鼓的，像怀里揣着一个大西瓜。

她穿着一件宽松的棉质连衣裙，浅蓝色的，领口有一圈白色的蕾丝花边，衬得她的脸色很柔和。她的头发披散着，比一年前长了一些，发尾微微卷曲，在晨光中泛着温柔的光。

陈小阳从厨房里探出头来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厨师围裙，围裙上沾着一些面粉，头发比一年前长了一些，但还是一样精神。

他的脸上带着那种“我在干活但我也不着急”的表情，手里拿着一个擀面杖，像刚在揉面的时候听到了什么动静，停下手里的活过来看了一眼。

“丽姐！”他喊了一声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像是怕吵到旁边还在吃早饭的客人，又像是怕袁丽听不见，“你是不是乐不思蜀了？你姐的预产期就剩下不到一个月了，是不是该回来了？”

手机屏幕里的袁丽佯装委屈地噘起了嘴。那个表情在她那张被晒黑了一点的脸上显得有些孩子气，像一个在跟大人撒娇的小孩。

“我都伺候你的大宝贝半年了，”她说，声音带着一种夸张的委屈，像在演一出戏，“好不容易出来散散心，这才两个月，走了还不到十个国家就让我回去。你们这是压榨劳动力，懂不懂什么叫压榨？”

翁兰伸手拿过手机，把镜头对准自己的肚子，像在给它一个特写。“你还好意思说伺候我半年？”

她的声音带着那种姐姐对妹妹特有的、又凶又宠的语气，“你伺候我，还得我给你做饭？你伺候我，还得我给你收拾房间？你伺候我，还得我陪着你玩？你这是伺候还是当我是你的保姆？”

袁丽的嘴噘得更厉害了，像一朵被捏住了花瓣的花。“你不是我姐姐嘛！”

她说着，声音里带着一点点撒娇的味道，“再说，我做的饭你能吃得下去？上次我试着做了个番茄鸡蛋面，你吃了一口，那个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——像在嚼橡皮筋。我怕把你吃坏了，到时候姐夫找我算账。”

“少跟我贫，”翁兰的语气带着“你已经说太多了”的警告意味，“再不回来，我让你永远见不到我。”

“呸呸呸——”袁丽在屏幕那头连呸了三声，像是在驱赶什么不好的东西，“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你要是敢让我见不到你，我就——我就——”她想了想，像是没找到合适的威胁，最后说了一句，“我就把阿金的工资全扣了，让他吃不起饭。”

画面晃了一下，阿金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像一个人被无辜地卷进了一场争论，“关我什么事？我没得罪你吧？”

袁丽的声音又回到了主画面，“我说了算。你别插嘴。”阿金没有再说话，但能听到他在旁边哼了一声，像是在说“行，你说了算”。

袁丽的表情切换了一下，从刚才的撒娇变成了一种带着认真的、像在交代一件很重要的事的调子：“我算着日子呢。已经买好了明天的机票，明天晚上你就能见到你朝思暮想、人见人爱的妹妹啦！”她的语气像是在念一段广告词，带着一种“我已经计划好了”的笃定。

翁兰笑了。那个笑容很暖，像一个在说“我知道你会回来”的人。

她对着屏幕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声：“算你有良心。”然后她把手机调成了免提，放在桌上，手搭在肚子上，轻轻抚摸着。

隔着屏幕，袁丽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，带着一点电流的杂音：“对了小阳，饺子馆生意怎么样？”

“还不错。”陈小阳的声音从厨房门口传来，带着一种“我在说一件很高兴的事”的轻快，“昨天卖了八十几斤饺子，还有十几个客人打包带走的，说是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。有一个大叔一口气买了五斤猪肉大葱的，说要冻在冰箱里慢慢吃。”

“那你可得把料备足，”袁丽的声音带着那种“我在给你支招”的过来人的架势，“我姐那肚子，你要是伺候不好她，我可饶不了你。”

“不用你饶不了他，”翁兰的声音带着笑意，“我儿子都不会饶了他。”

陈小阳缩了缩脖子，像是已经被“饶不了”这个词击中了一样。

他转身回到了厨房，但脚步声明显更轻快了一些。蒸笼的热气正从锅边冒出来，白蒙蒙的，裹着一股面皮和肉馅混合在一起的香气。

他拿起一张擀好的面皮，放在手心里，挖了一勺馅料，捏了几下，一个胖乎乎的饺子就立在了案板上，像一个穿着白裙子的胖娃娃，肚皮圆滚滚的，站得稳稳的。

视频那头的海风还在吹着，能听到远处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。

袁丽靠在躺椅上，阿金在旁边给她递了一杯果汁，杯子是透明的，里面浮着几块冰和一角柠檬。

她接过果汁喝了一口，然后对着镜头晃了晃杯子，“这儿真不错。不过明天我就回去了。到时候给你们带点好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翁兰问。

“不告诉你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翁兰摇了摇头，但嘴角的笑一直没有放下来。她说：“那你路上小心点。”

“放心吧，”袁丽的声音带着一种从容，“我身边可有个专业保镖。”

镜头外传来阿金压低了的、带着调侃的声音，“我不是保镖，我是司机，兼职拎包的。”

袁丽对着画面之外的地方说了一句：“你在我这儿就是保镖。”然后镜头转回来，看着翁兰，“姐，你好好养着。我明天晚上到。”

挂了视频之后，翁兰把手机放在桌上，靠回椅背里，手搭在肚子上的弧度上。

窗外有阳光照进来，落在桌布上，像一个在说“今天会是个好天气”的信号。

陈小阳从厨房里端着一盘刚出锅的蒸饺走出来，放在桌上。蒸饺冒着热气，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的馅料，像一个个被蒸得透亮的小元宝。“新鲜的，猪肉玉米馅。你尝尝，我今天早上调的料。”

翁兰拿起筷子夹了一个，咬了一口，嚼了嚼，点了点头。“好吃，”她说，“比昨天还好吃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陈小阳在她对面坐下来，“我今天多放了一点香油。”

翁兰又夹了一个，蘸了醋，吹了吹，才送进嘴里，嚼着嚼着，忽然想到什么，咽下去之后说了一句：“她明天就回来了。”陈小阳看着她，“嗯，那到时候咱们去接她。”

“带点吃的，”翁兰说，“她肯定不会吃飞机餐的。”

“行。我包点饺子，煮好了带过去。”翁兰看着他，那种安心的目光落在他的眉眼间，像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问一答，又像是觉得这样的一问一答不会停下来了。

她又夹了一个饺子，咬了一口，嚼着嚼着，慢慢弯起嘴角。“她说要带好东西给我，”翁兰说，“不知道是什么。”陈小阳也夹了一个饺子，“她说的好东西，一般都不太正经。”

“那正好。不正经的才有意思。”

两个人坐在那扇临街的窗户前面，吃着那盘刚出锅的蒸饺。阳光从外面照进来，把桌上的醋碟和辣椒油都镀上一层暖金色的光。

偶尔有路过的邻居从窗户外面朝里看一眼，挥挥手打个招呼，翁兰也朝人家点点头，有时候嘴里还嚼着东西，只来得及弯一下嘴角。店里很安静，只有后厨蒸笼里还在冒着白气，墙壁上的时钟在走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不急不慢，像这个小镇的脉搏，跳得很稳。

海南，三亚，某别墅区。

院子里的阳光比小镇更烈一些，晒在石板地上有些发白，被院墙边那棵鸡蛋花的树荫挡去了一半，才显得柔和了一些。

三角梅开得正盛，玫红色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颤动，像一群在说悄悄话的小姑娘，声音不大，但一直在说。

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的，像一块绿色的天鹅绒地毯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让人想脱了鞋在上面走几步。

韩父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，戴着一顶米白色的草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亚麻短袖衬衫，领口敞着，露出锁骨和上面星星点点的老年斑。

下面是一条同色系的亚麻短裤，脚上一双棕色的皮凉拖。他的脸比一年前瘦了一些，但那不是病态的瘦，是一个人从大病中恢复过来之后、还会慢慢长出肉来的那种瘦。

颧骨更明显了，下巴的线条也更清晰了，但眼睛里的光芒还在——那种“我还在这儿”的光。

韩母坐在他对面，面前摆着一张小方桌，桌上画着五子棋的棋盘。棋盘是木质的，已经有些旧了，边角被磨得发亮，像是用过了很多年。

黑白棋子装在两个小竹篮里，黑子堆在韩母手边，白子堆在韩父那边。韩母手里捏着一枚黑子，举了半天，没有落下去。

她的眉头微微皱着，像一个人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但那个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
韩父看着她举棋不定的样子，笑了一下。“落不落？再想天就黑了。”

“你急什么？”韩母说，终于把那枚黑子落在了棋盘的一个角落里，然后又飞快地拿了起来，“等一下，我放错了。”

“你玩赖，放下了怎么又拿回去。”韩父的声音带着那种老夫老妻之间特有的、带着点无奈又带着点宠溺的调子。

韩母把那枚黑子重新放下，这次位置和刚才不一样。“我没落在棋盘上，”她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“我说了算”的笃定，“你刚才不也拿起来了？你凭什么说我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