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8章 报人

第二天下午两点半，郑耀先从住处出来。他换了一身干净的中山装，深灰色的，领口扣得一丝不苟。头发用水梳过，鬓角修得整整齐齐。口袋里装着半包烟、一个打火机、一块怀表、一瓶安神丸、一把铜钥匙。还有那个油纸包——胶卷底片。陆汉卿还给了他。

他叫了一辆黄包车。爱多亚路在法租界的东边，靠近黄浦江。《大美晚报》报馆是一栋三层的灰色建筑，外墙爬满了常春藤的枯藤，门口挂着一面美国旗，在江风里猎猎地飘着。旗子的边角已经磨毛了，但颜色还很鲜艳。

郑耀先付了车钱，站在报馆门口抬头看了看那面旗子。然后他推门走了进去。

一楼是营业厅，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在接电话。墙上挂着几幅装裱过的报纸头版，最显眼的位置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的头版，大标题是——“淞沪战起，我军奋勇杀敌”。旁边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头版，标题只有五个字——“南京，南京”。再旁边是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的头版，标题是——“汪逆伪府成立，国人共诛之”。

每一张报纸都装在镜框里，镜框玻璃擦得干干净净。这些报纸是《大美晚报》的骨头。鬼子占了上海，租界里的报纸一家接一家地接受新闻检查，只有这面美国旗下面的报纸不买账。方博文的社论一篇比一篇硬，硬到76号给他寄子弹，他把子弹的照片登出来，配了一行字——“此物尚有不足，望多寄数枚。”

郑耀先的目光从那些镜框上移开，走到柜台前。“我找方博文先生。”

戴眼镜的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“先生贵姓？有预约吗？”

“免贵姓郑。方先生约我三点见面。”

姑娘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，低声说了几句放下。“方先生在二楼总编室等您。楼梯在右边。”

郑耀先上了二楼。走廊里堆满了报纸合订本和纸型，油墨味浓得化不开。走廊尽头一扇门上钉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“总编辑”三个字，油漆已经斑驳了。他敲了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声音不大，带着苏州口音。

郑耀先推门进去。办公室不大，一张老式的榆木办公桌，桌上堆满了稿件、清样、字典和烟灰缸。烟灰缸里堆着烟头，像一座小小的坟。墙上挂着一幅字，用行书写的——“铁肩担道义，辣手着文章”。落款是“行知自勉”。方博文坐在办公桌后面。四十二岁，头发花白了大半，理得很短，一根一根竖着。脸上的皱纹很深，眼窝深陷，颧骨高耸，嘴唇微微干裂。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左手夹着一根烟，右手握着一支钢笔，正在一份清样上改字。听到门响，他抬起头来。

郑耀先跟无数人打过交道——军统的、中统的、76号的、特高课的、帮会的、商界的、舞厅的。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东西。有的藏着刀，有的藏着钱，有的藏着恐惧，有的藏着欲望。方博文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藏。不是空洞，是清澈。像一口井，井底有什么，一眼就能看到底。

“郑先生？”方博文站起来，伸出手。他的手很瘦，指关节粗大，中指上有一个被钢笔磨出来的老茧。

郑耀先握住了那只手。“方先生，久仰。”

方博文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旧藤椅。郑耀先坐下来。方博文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，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根烟递了一根过来。郑耀先接过点上。两个人先抽了半根烟，都没有说话。窗外的江风吹进来，把桌上的稿件吹得哗哗响。方博文伸手拿过一把木尺压住稿子，然后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。

“郑先生，那些材料是你让人交给我的。”

郑耀先点了点头。

“材料上的人——李政，中统上海站主任。他把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卖给了76号情报处处长黄烈，价钱是五千块。交易的时间、地点、中间人，材料里都写得很清楚。照片也很清楚。”方博文的声音不高，语速不快，像在念一篇还没写完的社论，每一个字都经过斟酌。“我今天上午托人查了一下。黄烈昨天夜里确实在虹口那家日本料理店包了一个包间。赵韵灵也确实在那里。李政也去了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都对得上。所以材料是真的。”

郑耀先弹了弹烟灰，等着他继续说。

方博文把烟抽完，烟头摁灭，没有马上点新的。他靠在椅背上，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，发出轻微的嗒嗒声。

“郑先生，我当了十五年报人。十五年前我在北京《晨报》当记者，报道过北洋政府出卖国家权益的丑闻。报馆被查封，我逃到上海。十一年前我在《申报》当编辑，报道过国民政府官员的贪腐案。有人往我家寄了一颗子弹，我没理。九年前我到了《大美晚报》，从编辑做到主笔。淞沪会战的时候我在闸北前线采访，炮弹落在离我五十米的地方，我趴在地上，耳朵里全是嗡嗡声。嗡嗡声停了之后我爬起来继续写稿。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上海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报馆里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天亮的时候我写了一个标题——南京，南京。四个字。编辑问我要不要配社论，我说不用了。这四个字就够了。”

他的手指停住了。

“郑先生，我不怕死。我怕的是死了之后没人知道我为什么死。你交给我的这些材料，我登出去，76号不会放过我。子弹、匕首、毒药、汽车炸弹，总有一款会落在我头上。我不怕。但我需要知道——这些材料，到底是谁给我的。不是想知道你的名字，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。”

郑耀先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。方博文的烟灰缸跟他自己办公室那个很像，堆满了烟头，像一座小小的坟。

“方先生，材料里那二十多个人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他们也不认识我。但如果这份名单落到76号手里，他们会一个一个被抓进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，审讯，用刑，然后处决。他们的家人会受牵连。他们的名字会被从档案里抹掉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。我做过很多事，有些事我自己都分不清对错。但这件事，我知道是对的。”

方博文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窗外的江风吹进来，把木尺压着的稿件吹起了一角，啪嗒啪嗒地响着。他伸手把那角重新压好。

“郑先生，你说你不是军统的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也不是共产党？”

郑耀先没有回答。他看着方博文，目光平静。

方博文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他没有再追问。他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两根，递了一根给郑耀先，自己点上一根。两个人又抽了半根烟。

“我明天见报。头版，社论位置。标题我已经想好了——《卖国者，虽远必诛》。”他把烟夹在手指间，用另一只手从桌上的稿件堆里抽出一张清样递过来。“社论我写好了。你看看。”

郑耀先接过清样。方博文的字很硬，横平竖直，撇捺如刀。社论不长，一千字左右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激昂的口号，只是把李政如何将潜伏人员名单卖给76号的过程，用最朴素的语言说清楚了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金额，一个细节都不少。最后一段只有三行——

“李政者，中统上海站主任也。黄烈者，76号情报处长也。五千块者，二十余条人命之价也。卖国之辈，无论身在何党何派，无论身居何职何位，皆国人之公敌。虽远必诛，虽久必诛。”

郑耀先把清样还给方博文。“方先生，这篇社论登出去，李政就完了。但你也会被推到风口浪尖。76号不会放过你，中统也不会放过你。你做好了准备？”

方博文接过清样放在桌上，用木尺压好。他把烟头摁灭，站起来走到窗边，背对着郑耀先。窗外是爱多亚路，再远一点是黄浦江，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隐隐传来。

“郑先生，我父亲是教书先生，在苏州乡下教了一辈子蒙学。他教《论语》，教到‘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’这一章的时候，总会把书放下看着我们这些学生，说——你们记住，这十个字，是中国人脊梁骨。我记住了。我父亲前年去世了，鬼子占了苏州，他的学堂关了。他死的时候我不在身边。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。”他转过身看着郑耀先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发亮。“这篇社论，是我替我父亲写的。学堂关了，他教了一辈子的东西，鬼子不许他教。我替他教。”

郑耀先站起来。两个人隔着那张堆满稿件的旧办公桌站着。窗外的江风吹进来，把桌上的烟灰缸里堆着的烟灰吹起了一些，在阳光里飘着，像灰色的雪。

“方先生，有一个人让我转告你一句话——陆大夫给你开的方子，别忘了吃。”

方博文的眼神变了一下，嘴唇微微动了动。“陆大夫……他怎么认识你？”

郑耀先没有回答。他转过身朝门口走去，手已经握住了门把手。

“郑先生。”方博文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郑耀先的手停在门把手上没有转身。“如果有一天你无处可去，报馆三楼有一间空宿舍，以前是值夜班编辑睡的。床还在，被褥也有。你来，我不问你是谁，也不问你从哪里来。”

郑耀先没有回头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走廊里还是那股浓得化不开的油墨味。他下了楼穿过营业厅推门走进了爱多亚路的阳光里。美国旗在他头顶猎猎地飘着，江风吹过来，带着黄浦江特有的腥味。他没有叫黄包车，沿着爱多亚路走了一段。方博文办公室的墙上那幅字——铁肩担道义，辣手着文章。他父亲的学堂关了，鬼子不许他教《论语》。他替父亲写社论。他问郑耀先是不是共产党，郑耀先没有回答。他没有追问。他说，报馆三楼有一间空宿舍，你来，我不问你是谁，也不问你从哪里来。这个人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说破。他把命押在了一篇一千字的社论上，不是为了军统，不是为了共产党，是为了他父亲教了一辈子的那十个字。

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

郑耀先走出爱多亚路拐进了一条小巷子。巷子很窄，两边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。按照陆汉卿说的，他从报馆后门出去，巷子口有人接应。走到巷子中段的时候，他停下了脚步。

前面站着一个人。

不是陆汉卿安排接应的人。那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式短褂，袖口扎得紧紧的，露出两条粗壮的小臂。四十岁左右，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下巴的刀疤，把整张脸劈成了两半。他站在那里，重心微微压在前脚掌上，肩膀的线条绷着，右手垂在身侧，手指微微张开——那是一只随时准备拔枪的手。

郑耀先没有转身。因为他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。不是一个人的，是两个人的。皮鞋踩在巷子的石板路上，咯吱，咯吱，从巷子另一头走进来，停在了他身后十几步的地方。

三个人。前面一个，后面两个。

刀疤脸开口了。声音沙哑，像嗓子被砂纸打磨过。“郑耀先？”

郑耀先没有说话。他的手插在裤兜里，右手握着打火机。托卡列夫不在身上——审查期间他不能带枪，带了等于给张士超递把柄。

“黄处长让我带句话。”刀疤脸从怀里掏出一把枪。不是驳壳枪，是一把南部十四式，鬼子军官配的那种，枪身细长，枪口黑洞洞的指着郑耀先的胸口。“那份名单上的二十多个人，昨天晚上跑了十九个。黄处长花五千块买的名单，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张废纸。他让我问你——消息，是不是你放出去的？”

郑耀先看着他，目光平静。“我不认识什么黄处长。你认错人了。”

刀疤脸笑了。笑的时候脸上那道疤扭曲起来，像一条蜈蚣在爬。他把枪口抬高了一寸，对准了郑耀先的脸。

“郑组长，黄处长说了。名单的事，他可以不追究。但有一个条件——你把胶卷底片交出来。底片交出来，你走你的路，我们回去复命。底片不交——”他把枪口又抬高了一寸，对准了郑耀先的眉心。“巷子里死个人，巡捕房明天早上收尸，登在报上，也就是一条社会新闻。”

郑耀先的手指在口袋里握紧了打火机。胶卷底片在他中山装内侧的口袋里。油纸包着，很小，比小拇指指甲还小。赵韵灵拍的十六页材料，包括那份名单。方博文手里有一套照片，是从胶卷洗出来的。但底片还在他这里。底片是源头。没有了底片，方博文手里的照片就成了孤证。中统可以说照片是伪造的，可以说方博文被人利用了，可以把脏水泼回报社。底片在，真相就在。

“我不知道什么胶卷。”郑耀先的声音不高。

刀疤脸的笑容收了起来。他的手指搭上了扳机。郑耀先看到了他食指第二个关节微微发白——那是扣扳机前肌肉绷紧的征兆。在桑家渡，在排水沟里，佐佐木的手指也是这样发白的。

枪响了。

不是一声，是三声。三声枪响几乎叠在一起，在窄巷子里被墙壁来回反射，变成了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。郑耀先的身体在枪响的同一瞬间向左侧倒下——不是听到枪响才倒，是在刀疤脸手指发白的那一刹那，身体已经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。他的右肩撞在石板路面上，骨头撞击石头的钝痛从肩膀传到后脑。子弹从他头顶飞过，打在身后的墙壁上，砖屑溅了他一脸。

他没有停。身体落地之后立刻向左侧翻滚，翻进了墙根下一条排水的浅沟里。浅沟只有一尺宽，勉强能容纳一个人的身体。第二发子弹打在浅沟边缘的石头上，碎石崩起来划过了他的额角。温热的液体顺着眉骨流下来漫过了左眼的视线。第三发子弹打在了他刚才翻滚过的石板路面上，弹头嵌进石头缝里冒着一缕青烟。

然后枪声停了。不是刀疤脸不想开第四枪，是他没有机会了。

巷子口冲进来两个人。一个是宋孝安，手里握着一把花机关，枪口指着刀疤脸的后背。另一个是赵简之——赵简之。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，脸上带着从重庆到上海的长途跋涉留下的疲惫和胡茬，但眼睛亮得像两颗烧红的铁钉。他手里握着一把托卡列夫，枪口抵在刀疤脸的后脑勺上。刀疤脸的身体僵住了，手指搭在扳机上不敢动。

另外两个堵在巷子另一头的人，已经被顾锁匠和行动组的两个人按在了地上。顾锁匠手里握着一把开锁用的长钢针，针尖抵着其中一个人的颈动脉。那个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宋孝安走到郑耀先身边蹲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按在他额角的伤口上。郑耀先接过手帕自己按着，从浅沟里站起来，中山装上沾满了泥水和碎砖屑，左边的袖子磨破了一块，额角的血从手帕边缘渗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。他走到刀疤脸面前。

刀疤脸还举着那把南部十四式，但枪口已经垂下去了。他的眼睛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职业杀手在失手之后特有的空洞。

郑耀先伸出手握住了那把南部十四式的枪管，把枪从刀疤脸手里抽出来。刀疤脸的手指一根一根松开。郑耀先把枪交给宋孝安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被泥水弄脏了的手帕擦了擦额角的血。手帕很快就洇红了一大片。

“回去告诉黄烈。胶卷底片不在我身上。就算在我身上，他拿不到。让他死了这条心。”

刀疤脸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赵简之把枪口从他后脑勺上移开，用枪管戳了戳他的后背。刀疤脸转过身朝巷子口走去，两个手下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，三个人的脚步声在巷子里渐渐远了。

赵简之把枪插回腰间，转过身看着郑耀先。“六哥，我回来了。”

郑耀先看着他。赵简之瘦了很多，颧骨突出来，眼窝深深地陷着，下巴上全是胡茬，左边脸颊上有一块淤青，像是被人打过。

“毛人凤放你回来的？”

赵简之咧嘴笑了一下。笑的时候左边嘴角扯动那半张肿着的脸，疼得他嘶了一口气。“他不放。是戴老板亲自下令放的。戴老板看了徐站长的信和那些照片，又把我叫去问了一次话。我照实说了——六哥怎么让我去重庆，怎么交代我把东西亲手交给戴老板，怎么让我告诉戴老板他信我。戴老板听了，沉默了好一阵子。然后他拿起电话打给毛人凤，说了一句话——赵简之，我让放的。毛人凤在电话那头还想说什么，戴老板把电话挂了。”

郑耀先没有说话。戴笠亲自下令放人，不是因为他相信赵简之，是因为他要让毛人凤知道——军统的事，还是他说了算。毛人凤绕过他跟中统做交易，把手伸进上海站，派审查组停郑耀先的职，这些都是在他眼皮底下搞的小动作。他忍了很久，现在不想忍了。赵简之是他放的一个信号——告诉毛人凤，这条线，你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但这个信号能管多久，谁也不知道。

“简之，你回来的路上，有没有人跟着？”

赵简之摇了摇头。“我坐军统的运输机到衢州，从衢州换火车到杭州，从杭州坐船到上海。一路上换了三次身份，确认没有尾巴才进的租界。六哥，方博文的社论明天见报。李政完了。”

郑耀先没有说话。他额角的血还在渗，手帕已经湿透了。宋孝安又递过来一块干净的手帕替他换上。他把脏手帕折好放进口袋里，看了赵简之和宋孝安一眼。

“回商行。”

商行三楼的审查还在继续。但曹组长今天的神色跟昨天不一样了。他面前还是摊着那沓材料，但他的手指不再翻动它们。他只是坐在那里，隔着银丝眼镜看着郑耀先。

“郑耀先同志，今天我们不谈十月十四日的手势，也不谈桑家渡的武器。今天只谈一件事。”曹组长从材料最下面抽出一张纸放在桌上。郑耀先认出了那张纸——那是徐秋影替他重新做的武器损耗清单的复印件。“这份清单，是徐秋影同志替你做的。原清单上注明的是‘部分销毁’，修改后变成了‘全部销毁’。两挺捷克式轻机枪，十支花机关，弹药若干，从‘部分’变成了‘全部’。为什么？”

郑耀先的目光落在那张清单上。徐秋影的字迹很工整，一笔一划。原清单上“部分销毁”四个字被红笔圈了出来，旁边是她重新写的“全部销毁”，下面有她的签名和日期。

“报告曹组长。伏击当晚，缴获的鬼子武器和我们的武器混在一起殉爆，火势很大，殉爆持续了好几分钟。事后清点，我们的两挺捷克式和十支花机关全部损毁，没有回收价值。原清单写‘部分销毁’，是因为清点工作还没完成。徐秋影同志后来根据最终清点结果，修正为‘全部销毁’。这是正常的档案修正程序，不存在篡改。”

曹组长从眼镜上缘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把那张清单放回材料堆里，合上了文件夹。

“郑耀先同志，审查到今天结束。我得出的结论是——证据不足，无法认定你有违反军统纪律的行为。审查报告我会如实呈递重庆。”他把文件夹收进公文包里站起来。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转身。“郑耀先同志，我在军统干了十一年内部审查。经我手审查过的人，一半以上被定了罪。没有被定罪的，不是因为证据不足，是因为有人保他们。你没有。”

曹组长拉开门走了出去。两个年轻组员收拾了材料跟在他身后。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了。郑耀先一个人坐在那把孤零零的椅子上，面前空荡荡的。

傍晚，郑耀先站在商行三楼走廊的窗边。窗外南京路的霓虹灯刚刚亮起来。他额角上贴着一块纱布，是徐秋影给他换的。她从档案室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小药箱，让他在椅子上坐下，用碘酒给他清洗伤口。碘酒擦过伤口边缘的时候很疼，她抿着嘴唇，动作很轻，用棉球一点一点地擦。然后把纱布贴好用手指轻轻按了按纱布边缘让它贴牢。整个过程她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收拾好药箱站起来走出去的时候，在门口停了一下。

“郑组长，那块表你留着。我不用了。”

她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郑耀先站在窗边，手指在口袋里摸到了那块怀表。表壳是温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《大美晚报》出刊了。头版社论位置，方博文的《卖国者，虽远必诛》像一颗炸弹投进了上海滩。报童在南京路上举着报纸大声吆喝，报纸被抢购一空。加印，又被抢空。再加印。

中午，消息传到了商行。张士超拿着一份报纸冲进徐百川的办公室。徐百川看完社论把报纸放在桌上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李政完了。”

下午，中统上海站发布了一条内部通告：李政即日起停职接受调查。通告没有说明调查原因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原因。中统的脸面丢尽了。

傍晚，郑耀先站在窗前看着南京路上的霓虹灯亮起来。赵简之站在他旁边，手里拿着一份《大美晚报》，把方博文的社论又看了一遍。看完之后他把报纸折好放进口袋里。

“六哥，方博文这个人，骨头真硬。”

郑耀先没有说话。他想起方博文办公室墙上那幅字——铁肩担道义，辣手着文章。想起他父亲在苏州乡下教了一辈子蒙学，教到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的时候会把书放下，看着学生说——你们记住，这十个字，是中国人脊梁骨。想起方博文说，报馆三楼有一间空宿舍，你来，我不问你是谁，也不问你从哪里来。

窗外的霓虹灯把他的脸映得一明一暗。赵简之看到六哥的眼睛里有一点亮的东西，闪了一下就灭了。他以为自己看错了。

“简之，明天你带两个人，去爱多亚路《大美晚报》报馆对面，守着。”

赵简之没有问为什么。“知道了，六哥。”